中国古代文人有两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仕与隐，仕与隐的矛盾一直与士人的人生理想和现实价值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很多古贤人的痛苦，造就了独特的隐逸之风。
　　仕与隐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特别存在，从奴隶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仿佛身上的胎记，终身不可磨灭。有官场的地方就有仕与隐的选择，仕时不忘归隐，隐时伺机出仕，求仕无果归隐；隐逸“独善其身”，出仕“兼济天下”。这似乎是多数古代文人的心声，这样的仕隐观的确称得上是一种情结。
　　不同的仕隐观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印记，更是折射不同的命运。陶渊明和孟浩然都是耳熟能详的与隐逸有关的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一首诗道出了大诗人的归隐心境，但他却非池中物，一直隐于野。他，晋宋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仕宦家之后，一生五次出仕，末次县令之职在任仅80余天。“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迫他出仕；为了内心的自由，他选择“解印归田”，“不为五斗米折腰”和“性本爱丘山”是他隐逸的基石。他的隐逸，是捍卫自己人格尊严的正义之举，但更是对仕途失望后痛苦的抉择。孟浩然，盛唐时期有名的诗人，终生布衣，但穷其毕生为出仕。他起初隐居家乡，安慰自己内心说不想出仕，但出仕的小火苗一直在燃烧，到四十岁还想谋求一官半职，奈何最终小火只能湮灭，落寞归乡，终其一生隐居罢了。其实，隐逸之下谋求出仕，这不仅在盛唐时期流行，在其他时期也合乎仕人的思想。隐士代表人物除了陶、孟二人，还有李白、王维、白居易。李白的隐逸情结甚是复杂，一方面他确实想隐，可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隐逸不是长久的，隐隐出出，出出隐隐，到最后还是没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古往今来，大凡隐逸之人的精神世界，必得到解脱，但这种解脱并不是每个隐士都向往的，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异常复杂的，除了解脱，还有不满、愤恨、痛苦和怀才不遇，或许掺杂着只为全身而退的心理，如“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这些人大多是真隐。也有人隐为出仕， 怀抱“孔明心态”，三敦四请之后，便出仕；或怀抱“终南捷径”心态，虽然隐居于山野之中，却以隐扩大名声，伺机出仕。其实，若真想隐，心隐即可。
　　要想真正的隐逸，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谓隐身先隐心，如果心里放不下，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深山中也无法真正过上隐逸的生活。浮华尘世，心净才能归隐，想真正的做到隐逸，首先必须使自己平衡，平衡内心的落差，平衡世俗的评价，了无牵挂，不受欲望驱使，人生方能真隐。当然世间也存在这样一种人，凡事都可以做到独善其身，对于这样的人，他所追求的隐逸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其结果多半皈依自然，并且心中有“道”。
　　隐否？仕否？诸君选择，心若平静，居于高堂心静如水，心若嘈杂，隐于野市浮躁不安。（华东公司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