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工作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已存在了若干年：许多管理者尤其是主要领导整天忙得焦头烂额，需要审批的材料不计其数，需要签字的单据摞了又摞，需要参加的会议接二连三，汇报工作的下属在门外排成了长队，复杂繁琐的具体事务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很多人不仅健康亮起红灯，甚至有的还搭上了身家性命。笔者在这里对这些整天操劳忙碌的管理者绝无半点的不尊重，也理解他们事必躬亲，事事求全，希望每件事经过个人处理能够圆满解决的初衷。愿望虽然是好的，但效果不见得一定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愿不愿意或善不善于授权。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个聪明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合理授权，借力成事。管理一个企业如此，成就江山社稷更是如此。周文王拜姜子牙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刘邦拜韩信为将，最终击败不可一世的项羽，由一个痞子成为大汉开国皇帝；孙权于危难之际择周瑜为帅，联刘抗曹，火烧赤壁，击退曹操80万大军；刘备为图霸业，不惜皇叔尊位，三顾茅庐，请到诸葛孔明，从而三分天下有其一。古往今来，这些知人善任的典故不胜枚举。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规律：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均是授权管理的高手，通过访贤、请贤和用贤，要么建立了江山社稷，要么开创了一朝盛世，而皇朝末期的皇帝要么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疑神疑鬼，要么任用宦官奸臣，一手遮天，把持朝政，千秋基业无形中已毁于己手。两者相比，一个用对人，会用人，一个用错人，误用人，圣明昏庸，一目了然。
　　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发展成就至今为人乐道，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缔造的贞观之治更是留下诸多佳话。据说，唐太宗曾问大臣萧瑀：“我与前朝文帝比起来，你怎么看？”萧瑀答道：隋文帝勤勉治国，批阅奏章从黎明直到日落，召集大臣议事常常忘记吃饭，有时就命侍从把饭端上来，边吃边议。”唐太宗笑对萧瑀说到：“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总怕大臣对他不忠，一人独揽大小权利，什么事都一人做主，不肯交给下属去办。他虽辛苦，事情不一定办得好。大臣们摸透了他这个脾气，也渐渐不敢直言，便顺着他的心思说话，口惠而实不至。天下那么大，子民那么多，任何事都由皇帝一人来定，那怎么能行？如果皇帝一天处理十件事，其中五件处理得尽善尽美，另外五件处理得不好，一天出五条差错，日积月累，岂不是毁害国家吗？我不学文帝，要把事情交给有才能的人去办，自己高瞻远瞩，专事考核官员的功过，于国于己不更好吗？”
　　从太宗与萧瑀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得出四点感悟：一是管理者尤其是一把手的工作重点应是高瞻远瞩，专事考核官员的功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抓战略规划，抓员工绩效考核；二是管理者要将具体的事情交给有才能的人去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授权管理，前提是被授权者必须有才能，否则结果将适得其反；三是如果管理者总是什么事都一人做主，不肯交给下属去办，一旦下属摸透了上司的脾气，要么不敢说，要么说些趋炎附势的话，迎合上司，这不仅不利于自己集中精力办大事，又不利于增强下属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把贤才变成蠢材，把蠢材变成奴才。近代，当西方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史蒂芬孙和哥伦布时，泱泱中华却是和珅之类的奴才大行其道，以致最终酿成国家民族之大祸，个中原因值得深思；四是良好的授权管理可以激发每个主体、每个人的创造性，进而促进社会的包容并举，推进时代进步。唐朝之所以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达到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与当时社会的包容并举有重要联系。话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人民日报前几日有关时下中国青年暮气重的一片文章，文章提出了是什么让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的问题，并倡议社会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笔者认为，该文其实也是一种对授权的呼吁，只不过上升到了社会环境如何创造宽松环境来助推青年建功立业的高度。
　　历史上也有授权管理的反面教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过的诸葛孔明。诸葛亮在勤政方面无可挑剔，从将领调配，到军粮运输，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诸葛亮能够成就一世英名，得益于其主刘备。汉朝的皇帝在授权管理上绝对有遗传基因，从刘邦时期的“汉初三杰”，到武帝讨伐匈奴时对卫青、霍去病的启用，再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复兴大汉基业，直到刘皇叔三顾茅庐，无不明白借力成事的真谛。诸葛亮是一个好宰相，却不一定具备帝王的潜质，从对李严的使用上便可见一二。刘备临终时遗照“严与亮并遗照辅少主，以严为中督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从刘备的遗照来看，李严能力与诸葛亮应不相上下。但诸葛亮主政后显然没有发挥好李严的作用，仍事无大小，每每必亲自过问，弄得李严渐生牢骚，两人矛盾日益加深，最后以诸葛亮 “废严为民”结束，而诸葛亮也在事后不久，因积劳成疾，而累死在五丈原。
　　那么如何授权？还是回到古代，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那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实只是授权管理中的一种策略和原则。但凡明君，稍微头脑清醒，对于征战在外的将帅，定赋予充分自主权，而非身必躬亲地干预前线具体部署。明代出现了钦差这个称谓，一般指由皇帝亲自派遣出外办理重大事情的官员，这种授权级别比较高，权限都很大。总体说，根据上级对下级的信任程度，古代授权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完全信任，上级对下级授权范围内事务不加以干涉。二是不完全信任，即疑人也要用，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权限。三是完全不相信，上级完全凭自己的认识和感觉，频频用高压方式管理下属，通俗讲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有授权。另外，授权必须进行指导和控制，授权不是撒手不管，那样很可能导致局势失控，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比比皆是，如汉初大肆分封刘姓诸侯国酿成“七国之乱”，唐末藩镇割据导致“安史之乱”。因此，授权必须有边界，有原则，有底线，既要调动下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要保持上级对下属的有效控制，这是从古至今授权中必须坚守的一条原则。
　　授权管理的终极是什么？答案是“无为而治”。老子堪称“无为而治”鼻祖，他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管理，并把管理者的领导艺术分为四种类型，即“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很明显，老子眼中最高明的领导者就是让下属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当然，“无为而治”这种境界目前还很难达到。同样，“无为而治”并非什么都不管，它只是强调管理主要靠制度和文化，在统一的制度规定和文化熏陶下，每个人自发工作，各司其职，爱岗敬业，整个组织处于流畅运转之中。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建信条的出发点之一也是希望通过文化的熏陶，在全体员工中形成统一的思想理念和行为准则。
　　时代在不断发展，授权在不断演变，距离我们最近的当属今年开始的新一轮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李克强总理把此次改革的关键概括为“简政放权”，以求充分释放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试想，如果我们各级管理者都能够像总理所说的那样，为了发展的需要，把错装在自己身上的手换成下属的手，把每个下属放到最适合他的岗位上，放开哪些不该自己管的琐碎杂事，管住管好那些大事要事，转变理念，自我革命，说到做到，致力于做最高明的管理者，致力于激发每一个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个组织何愁没有生机与活力！这个组织以及这个组织每个成员的梦想必定会一一实现！（华东公司供稿）